全球数治｜“柏林方式”：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三条进路

当前，数字化与智慧化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作为一座矢志攀登科技高峰的创新之城，上海也提出了在2035年前后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愿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科技创新作为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关键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正如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说，“所谓市镇者，都是一种机构。这机构之最高目的在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在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度的效率，就是古谚所谓使民‘安居乐业’四个字”。智慧城市首先应当是在使用相同或较低水平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明显更高或更稳定的生活质量的城市。技术只是创建智慧城市的工具与手段，“以人为本、宜业宜居”才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

就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之城”而言，柏林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自英国脱欧以来，柏林有志于取代伦敦的中心地位，并依托自身深厚的科技底蕴，大力发展创新经济，致力于打造全欧洲的“创新中心”，并逐步形成上下游全产业链的集聚效果，以充分推动城市的转型和发展。在柏林城内，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智慧与生态融合并重。近年来，随着柏林智慧城市战略的推进，年轻人口大量涌入，创新创业和数字经济热潮涌动，能源转型方兴未艾，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全面普及，令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变得更加宜业宜居，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新加坡等比肩的全球智慧标杆城市。

那么，今天的柏林是如何克服创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以包容性方式实现城市绿色转型？柏林政府又是如何统筹城市转型战略和路线，做到既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又提升城市治理成效，同时还改善了城市环境？最重要的是，柏林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宝贵经验，能否为上海乃至更多的中国城市所借鉴，让“柏林方式”助力宜业宜居的全球城市建设？

出于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关切，我们系统梳理了柏林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战略框架和政策思路，专访了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徐忠华、同济大学高密度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龙惟定以及德国绿色城市学会前理事、世纪互联集团副总裁张修枫博士，从能源转型、绿色规划和公共政策三个视角整理了柏林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了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三条进路，为中国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以人为本，推动能源转型

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道达尔能源亚洲研发副总裁徐忠华博士在碳中和与节能减排产业工作多年，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能源转型战略具有深刻的思考。在徐忠华看来，“以人为本”，首先是要大力培育公众的减碳和环保意识，对碳中和项目形成广泛的认同和共识；其次是培育和引导大量优秀人才投身碳中和事业。他强调，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更应围绕城市中“人”的诉求，并推行兼具标准化和差异化的建设战略，方能建设真正宜业宜居的全球智慧城市。

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道达尔能源亚洲研发副总裁徐忠华  本文图片均由 受访人 提供

徐忠华强调，在建设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柏林方式”凸显了以下特质：首先，将能源转型作为实现绿色低碳的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实现能源转型却没有“标准答案”，而是要因地制宜。不同城市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时，由于能源需求和供给模式的差别，它们的能源转型方向和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无论是生物柴油、太阳能，或者其它能源种类，都是好的能源，但要用在最适合的地方，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其次，在选择和应用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加强国际交流。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其发展和推广需要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依托国际交流，方能让技术在最适合的区域快速落地。

与此同时，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标准化的建设。任何新兴事物在投入大规模应用时，都应该尽可能建立一些共通的、模块化的标准，以降低成本和提高透明度。当然，在标准化的前提下，不同智慧城市的“美”还体现在差异化。好的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融合当地文化，并衍生出独特的生命力，才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幸福、更有活力。

作为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组组长，徐忠华也在积极推动欧洲的先进技术和中国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将欧洲在产业、应用端以及绿色低碳智慧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先进经验引入中国，实现技术手段、治理框架和商业模式的全面创新，以进一步实现跨越边界的全球深度互联，共同应对“碳达峰”“碳中和”所带来的深远挑战。

因地制宜，加强绿色智慧规划

同济大学高密度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国家住建部科技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前国际制冷学会科技理事会副主席龙惟定教授长期从事建筑能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是该领域的国际权威。2019年，龙惟定曾亲赴德国柏林“欧瑞府”绿色低碳科技园区实地考察。在龙惟定看来，“柏林方式”的精妙之处体现在不急于对城市发展做精细的规划，而是因地制宜，以完善的营商环境、流畅便捷的生活体验、绿色宜人的居住条件等优势吸引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和创业公司入驻。与此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柏林亦注重采取先小规模试点应用，再大范围推广的行动模式，以提升绿色规划的整体效果。

同济大学高密度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国家住建部科技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龙惟定

著名的“欧瑞府”（EUREF）绿色低碳智慧园区正是“柏林方式”的代表：据龙惟定教授介绍，该园区前身是一座废弃多年的煤气站，2008年前后被私人资本买下，改建成为践行德国能源转型战略的高科技示范园区。整片区域通过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清洁能源来发电供热，提供给其中的办公大楼、住宅、餐厅、会议中心、学校、研究所等使用。除了历史保护建筑以外，园区内的所有新建建筑全部为采用被动式建造方法，使得每平方米建筑内耗能降低至仅90千瓦时/年。在此基础上，园区还建设了由1.4 万个传感器、1000多个数据点组成的分布式智能微电网，对所有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监控和统一调度，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和高效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和柏林市政府针对园区内部的创新实验设有专门的资助经费，但并不提供给整个科技园区，而是向所有企业和研究机构开放，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请，从而推动构建良性的产学研协作生态系统。

实际上，柏林还有多个类似欧瑞府的智慧城市和科技创新实验园区。我们可以将欧瑞府看作“柏林方式”注重绿色智慧规划的一个缩影。采取类似运作模式的主要考量在于，将能源转型、绿色低碳目标充分融入前期建设规划予以综合统筹和长期推进，同时把城市面临的诸多发展挑战分解成为一个个具体的创新项目，给予针对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累积每个项目的成果，推动每个问题的解决，小步快走地达成创造经济效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保护环境等多重目标，以“绿色”和“创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群策群力，优化公共政策

世纪互联集团副总裁、德国绿色城市学会前理事张修枫博士多年深耕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对智慧城市建设及其社会影响深有研究。在张修枫看来，绿色低碳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群策群力”，依托富有弹性的公共政策框架，充分吸纳企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协同创建以人为本、宜业宜居的全球智慧城市。

世纪互联集团副总裁、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社会学博士张修枫

张修枫强调，在柏林的发展理念中，“智慧城市”是嵌入在城市竞争力、民生福祉、公共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城市发展命题中的创新实践。虽然“柏林方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节奏普遍较慢，但基本都有一个完整而充分的公众参与过程。比如2015年制定的“智慧城市战略”，就纳入了大量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开展的新增投资项目中，还会专门预留一笔预算，开放给企业和社会组织申请。德国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主要起到一个搭建弹性政策框架的作用，而具体的成效则是由一个又一个小的项目积累而成。可以说，德国智慧城市的成功不单单是技术上的成功，更是公共政策、商业模式以及公民文化的成功。这样一种良性的公私合作模式（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在具体的绿色低碳或智慧城市的技术上，德国未必是最领先的，但德国城市大多非常推崇节能和循环经济的思路，并将其贯彻在社会各领域，以“群策群力”的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除了加强政策引导之外，政府亦十分注重培育环保文化。因此大部分德国人会发自内心地选择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而这也从另一侧面提升了公共政策的参与度，让绿色低碳城市的创建转化为“群策群力”的协同行动。

“柏林方式”的启示

在大多数柏林人眼中，“绿色低碳”是智慧城市的必备特质，而数字技术、智能化应用等却只是提升城市运行质量的手段。如何成就高品质的绿色低碳智慧城市，“柏林方式”为我们揭示了技术以外的三条可行进路：

一是要以“人”为中心，将打造宜业宜居的软硬环境作为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关键价值取向。当然，对于像上海这样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建设全球城市虽不能够完全照搬“柏林方式”，但可以从技术、标准、政策等多个方面向柏林借鉴学习，尤其是参考以人为本的好做法，充分倾听公众真实需求，有策略地引导公众逐渐接纳绿色低碳的理念，并内化为个人生活方式。

二是要将能源转型作为创建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核心目标，以小规模的创新试点不断优化绿色规划，并促进各供能主体之间的协调。在被动式技术的选取上，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中国的国情，包括气候条件、人口密度、生活习惯等等，来选择适宜的技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的城市能源规划还是在更多地采取以稳定性、可靠性为主导的老思路，缺乏供需之间的平衡，更没有对可再生能源应用作统筹，由此导致能源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情况。有鉴于此，能源规划一定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体系，考虑到供应端、需求端的各种最新情况，做好综合协调与统筹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构建良性的公私合作模式，将多元主体纳入公共政策框架当中。在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的创建过程中，比起自上而下的“推进器”，政府更应该承担的角色是汇聚众智的“协调员”。惟有如此，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等才能真正将绿色低碳发展贯彻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而改善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大包大揽，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企业和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让它能够成为一项“可持续的公共事业”。

建设智慧城市，最终目的是为了延续城市的生命力，实现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等国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智慧城市建设技术能力，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战略推进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柏林方式”在能源转型、绿色规划、公共政策等方面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更值得中国借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智慧”的维度远不止于技术。科技飞跃之外，还须在治理结构、商业模式和公众理念上完成深刻的创新，方能真正打造以人为本、宜业宜居的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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